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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东平:如何打破唯考试、唯分数、唯智育的教育现实?

杨东平 校长派 2021-09-14


全文长 5800 字,阅读大约需要 8 分钟



 


精彩导读

一个区域的教育稳不稳、乱不乱,关键是学校系统、教育结构、升学制度等等是否健康合理。



有人说2019年是中国教育的大年,国家集中发布了多个最高级别的文件,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、高中教育、职业教育,的确非同寻常。


而在2018年10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,总书记还提出,“坚决克服‘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文凭、唯论文、唯帽子’的顽瘴痼疾,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”。事实上,“五唯”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生态不健康的一个最集中的表现,指向了对“教育生态”的治理。


联系此前国家发布多个最高级别的文件和克服“五唯”的总方针,我想就更本质的问题——教育生态,进行一番探讨。


01

什么是教育生态?


教育生态的概念来自自然生态、生物系统的生态概念。就教育生态而言,我们似乎很难对它做一个清晰的界定,但都知道它是多元主体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系统,包括政府、学校、家长、培训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媒体等等各方面,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、社会、市场、家长、学生不同的教育价值和利益诉求。


我个人认为在区域健康的教育生态当中,如果评价是“指挥棒”的话,学校系统则是区域教育的“底盘”。一个区域的教育稳不稳、乱不乱,关键是学校系统、教育结构、升学制度等等是否健康合理。


一些地方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学生的学位不足,尤其是在学前教育,高中教育也有这个问题。后是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比例,由于学校系统不太健康,导致了严重的择校竞争和家长的焦虑。


晋中市提出教育生态有六大要素,分别是“教育结构、教育政策、教育环境、教育治理、教育评价、教育质量”。如此来看,破“五唯”的核心是教育评价问题,但是单方面很难破解,因为教育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,不可能就教育论教育,受到社会的经济发展、社会的价值观、用工制度、劳动力市场等等很多方面的深刻影响。我们不可能忽视这些影响,这就是教育系统或者教育生态系统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。


例如,最近深圳有一些烦恼。一是中考综合评价太过复杂,引起了家长的抗议;还有高中学位不足的问题。


深圳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,而且是高学历、高技术人口集中的城市,它现在普职比是4:6。我们知道几乎所有大城市是倒过来的,普高占到60%左右,但他们只占40%。因此,深圳这些高学历、高技术的家长十分不满。这个问题表面上是学校结构的问题,但是背后是学校管理体系的问题。为什么高中发展迟滞?因为它的高中是归市教育局管的,区教育局缺乏积极性。


最后解决的方案,是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赤石片区建一个高中城,新增约6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。这反映出我们前期的教育规划,对城市人口发展和学校布局,缺乏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考量。



说到什么是好的教育这个主题,今年6月,美国的未来学家、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尼葛洛庞帝和任正非的谈话中谈到了教育。尼葛洛庞蒂说,“说到全球教育最好的国家,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组。一组以芬兰、瑞典、挪威为代表,这些国家在教育方面做得非常好,但是他们不怎么考试,每天学习时间更短,每年的学习天数也更少,根本没什么竞争压力,所以那里的孩子学得非常好”。


而另外一组就是中国。“中国教育讲究反复训练、练习,还有非常多的考试,可能有一半的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就被淘汰了……我觉得第二种方式不可取,而第一种方式将逐渐成为全球的标杆。”我认为的确如此,这两种教育系统的优劣是很容易评价的。


芬兰教育,九年级以前没有任何考试,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作业。北欧国家都差不多。我在丹麦访问曾问过一个五年级的学生“今天的家庭作业是什么?”,学生回答说“读20分钟的课外书”。北欧国家的教育已经形成了低竞争、低控制、低评价的“三低”教育生态,而这带来了“两高”的结果——高幸福感和高创造力。


北欧国家教育中有着一些值得认识的重要价值。那里没有特级教师、高级教师,没有职称没有绩效工资,对教师没有评价和激励。所有到访的中国老师都会反复问他们“没有激励,教师能好好工作吗?”后来,一个50多岁的数学老师回答说,“当我的学生长大以后带着他的孩子来到学校来看望我,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激励”。有人说北欧国家太小了,我们学不了,其实主要还不是人口多少,而是这些国家是全新的社会形态,基于高度信任,有着高待遇和充分保障的高福利社会。


最近公布的PISA2018测试中,芬兰的排名落到了第七。这次PISA测试有一个重要的效果,就是大家重新认识PISA的价值,开始思考纯粹的学业评价到底有多大的说服力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创新的国度以色列,排名第39位,上次是第43位。但真的能说以色列的教育很糟糕吗?显然不是。因此,对于PISA测试的结果我们还是要以平常心来看待。上海的教育真的是世界第一吗?其实,上海在PISA测试中得到两个世界第一,一个是学业成绩是第一,还有一个是学习时间第一,是用全世界第一的课业负担换来的。但这种教育品质是不是好的?


此前,我与芬兰的教育参赞做了交流,我说芬兰考了第七,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教育政策?她说不会,我们不太看重这个事情,且大多数的国家都不太看重这个结果。


其实,已经有好多中国人到芬兰学习过,但他们对芬兰教育的了解我个人认为仍然是比较肤浅的。我问参赞,你认为芬兰教育的秘诀到底是什么?他讲了一段话,我归纳为三个要点,第一个是教育公平,第二个是学会学习,第三个是师资水平。


教育公平是什么概念?芬兰的一位校长说过非常发人深省的一句话,他说“我们芬兰跟中国没法相比,中国人口太多了,挑一些好的培养就可以了,我们芬兰只有550万人口,所以每个人都是宝贵的,每个人都要培养出来。”这就是芬兰教育公平的价值。所以它的学校教育很均衡,尤其关注后30%的学生,把教育的“底”托起来。其实不仅芬兰,其他许多国家、地区也是如此。在中国台湾,这被称为“补救教育”,给后进学生每个礼拜增加两次课后补习,有专门的教师配备和教育经费,芬兰也是这样。


关于欧洲的教育生态,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是OECD发布的《2018年教育概览》。在实体经济发达的国家中,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相当之高:芬兰占71%、德国70%、荷兰69%,等等。这并不是我们用中考成绩筛选、淘汰出来的结果,而是学生按照职业兴趣和能力的选择。


02

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、政绩观


所以,要追求好的教育、理想的教育,最重要的首先是正确的价值观、政绩观。这种价值既来自国家的意志、教育方针和政策,来自人民群众对现实教育的不满,也来自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时代的挑战。继续在应试竞争的老路走下去,对民族和对儿童都是不负责任的,而且是没有未来的,对此我们有着越来越清楚的认识。


我觉得我们当前改革教育的努力、教育创新,浓缩成一句话就是——从应试教育突围,改变具有150年历史的西方“教育工厂”的模式,改变唯考试、唯分数、唯智育的现实。在我国,这种改变要比西方国家更为困难,因为我们有着1300年的漫长的科举教育传统,而且还有70年前移植苏联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,这是对教育创新最重要的障碍。


我们大多数中小学的教育,还是一种单纯追求分数、升学率的教育,拼时间拼命的教育。为什么学生的课业负担减不下来,有人说是因为学校减负,家长加负。我们研究院做过一次教育调查,百分之七八十的家长都认为学业负担主要来自于学校。每一个家庭中孩子晚上10点、11点还在做作业,做的到底是培训机构的作业还是学校布置的作业?


所以,我们需要重新认识、思考基础教育的功能,实行善待儿童的教育,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,使儿童能够保障睡眠的教育。善待儿童,就是保障他的休息和睡眠,给他必要娱乐游戏的时间。在这个意义上,让学生每天多玩一小时、每天多睡一小时,就是素质教育。


03

如何应对互联网时代
和智能机器人对教育的挑战


另外,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。我们对信息技术的重视越来越高,各个地方纷纷打造昂贵的未来学校,无不是以高技术为特征的,用大数据、人脸识别、云计算等技术全方位的捆绑老师和教师。大数据应用于课堂监测,现在正在成为一门生意。所以,在教育和技术的对决中,我们必须有清晰的价值观和立场:学校到底是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,还是给学生更多的控制?我们究竟是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还是用21世纪的技术强化19世纪的教学?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选择。


苹果的CEO库克曾说:我不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,我担心的是人会像机器一样思考。考试机器人已经问世了,我们再把学生教成考试机器,还有意义吗?


对此,日本学者佐藤学说,“我们探求的不是会使用计算机的教育,而是不被计算机所‘使用’的教育;不是用信息网络来构建学校,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来编织人与人的关系,重新构建学校的公共性与共同性,目标指向‘不被科技神话所支配的学校和社会’。也就是说,学校教育应当从知识传授向知识社会的建构转变,通过新技术构建新的学习方式、新的社会关系”。



04

改革的路径和方法


构建区域教育良好生态的改革路径和方法,归纳了几条,有些来自中央文件,有些是我们根据地方的实践补充的。如:


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;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;做因地制宜、力所能及的改革;整体改变和局部改变的关系;有限目标,例如减负的重心首先是保护小学生;从试点开始的改革。


我们看到,在我国基本相似的政策环境当中,仍然有很多地方能够做出不一样的创举。


例如,山西省晋中市的教育改革,前些年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,通过好政策“救活了农村教育”。当前,晋中市教育局提出了教育下一步发展的“晋中方案”,包括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、高中教育优质均衡、破除“唯帽子”的校长职称制改革、改变“唯分数”的教育评价制度,形成“党建统领、专家治校、归口管理、岗薪相随、简政放权、系统联动”的经验。前后两任教育局长鹿建平和张海荣都是优秀的教育家,张海荣还是个诗人,出版了诗集。


克拉玛依彭建伟局长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,可以说他就是新疆的李希贵。他领导的教育转型变革包括“解冻-变革-巩固提升”三部曲,克拉玛依市从2013年开始教育转型的,到2016年市一中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授予“全国课程改革骨干教师研修基地”,成为教育转型标杆、“克拉玛依现代化教育品牌”。


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弋阳县。弋阳通过办好农村学校,规范城区学校招生,使农村学生回流,破解了“城挤乡空”的区域教育难题。弋阳教育的另一个亮点在于改变评价方式,主要是用综合评价代替单一评价,用等级评价代替名次评价,着眼于后进生、着眼于辍学率,不评价优秀生的比例,反而评价辍学生的比例,有辍学就一票否决,这就是正确的价值导向。


弋阳教育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:用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。我们开始觉得这个口号有点过于高大上了,是不是很难操作,但后来到了弋阳一看还是真的。他们的家校关系非常融洽,家长参与学校的生活,以教育改变民风,的确构建了一种新的生态。这些都不能离开局长的领导力和行动力。


05

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


最后我讲一点,区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两个方面,一个是针对当下的热点难点问题的;另一个方面是面向未来的改革。“PISA之父”、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·施莱克尔的新书《超越PISA:如何建构21世纪学校体系》中提到,未来教育发展的首要症结可能不是公平和质量,也不是教育经费或资源的低效使用,而是学校系统组织方式的落后。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校系统和教育模式是100年以前、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建立的,已经完全不适合信息化时代的需要了。


我们周边国家的教育都在进行改变。我们最近到韩国考察了两次,结果非常令人震惊,打破了我们想象中的刻板印象。韩国的教育改革是非常超前的,而且是全方位的。


2013年韩国就提出了“幸福教育”的目标,实现“幸福教育”具体的措施就是初中实行“自由学期”,现在扩展为“自由学年”,整个初一全学年没有考试、没有作业,以社会体验、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为主,作为生涯教育的一部分,学生的幸福感大为提高。另外还进行了“学校再造”,通过革新学校的改革激活公办学校,形成了四个具有操作性的支柱,即民主化学校运营体制、创意性教育课程、和谐的生活共同体、专业学习共同体。


京畿道有一个创举是“梦想学校”。他们的教育厅长说,每个教室里都有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,但每个这样的学生都有一样他喜欢的事情,为什么我们不让他学习自己喜欢的事情呢?这就是梦想学校的缘起。高中学生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时间,自己组成跨学校的兴趣社团,举行课外学习,现在京畿道的“梦想学校”已经发展到了近2000个,类别近两百个,五花八门,包括科技类、生活类,电影、音乐剧、无人机、宠物、潜水、摄影等等。关键在于“梦想学校”由教育厅提供经费。他们认为这是抵御课外培训最有效的方式,因为学生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。


中国台湾的教育改革也非常值得借鉴。台湾在2015年11月通过了“实验教育三法”,向社会释放办学空间,为教育松绑。


第一个是《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》,要求每个县市区拿出15%的学校进行教育改革,实验学校可以不遵循已有的教育法规、政策制度,无论是学制、课程、教材、假期还是教师,学校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,教育部门批准以后即可实施。所以现在台湾公办学校的实验教育改革非常活跃。


第二个是《公办学校委托私人办学条例》,即“公办民营”的改革。


第三个是《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条例》,就把“在家上学”合法化,“在家上学”成为公办学校的补充,在世界范围成为一个潮流,台湾称之为自习,通过在家庭自习的方式达成教育目标。在美国,有3%-4%的学生选择“在家上学”,这些学生往往成为美国优秀大学的首选,因为其教育质量远远高于公办学校。中国现在也有不少家庭、学生“在家上学”,但还没有合法化。


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,在教育内容方面,是重视社会情感技能的培养。OECD组织去年开始,在全世界各国进行青少年的社会情感技能的测试(SSES),以后将作为和PISA并行的评价。因为PISA受到很多人的批评,只问分数不问其他表现,而社会情感技能就是对非智力因素的评价。


社会情感技能测量的核心指标就是心理学说的“大五人格”,即外向性、宜人性、尽责性、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。2018年,苏州市参加了首次测评。这个测评结果出来以后,将会成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。


©Francis Picabia


总而言之,中国教育正面临深刻的变革和转型。全世界的教育都在换频道、换跑道、换赛场,我们必须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,面向未来培养创新型的人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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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丨21世纪教育研究院(ID:eduyanjiuyuan)

编辑丨校长派

出品丨校长智库教育研究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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